2015年起，他指使下属采取虚构工程项目的方式，伪造工程合同及验收报告，并令人冒用他人身份先后注册成立了两家“皮包”公司，专门用于虚开建筑类发票，总共套取财政和扶贫发展专项资金518万余元，其中扶贫资金90余万元。在套取资金的同时，他还以乡财政资金困难为由，13次从乡代理办违规挪用村级集体资金和村民互助资金435.2万元，其中最多一次，挪用资金高达80万元。

“政事儿”（xjbzse）注意到，有关扶贫领域易发的一些问题，习近平早在两年前已经敲了警钟。

《直击北京疫情:冷链传播风险几何?后续咋防控?》2013年，两高等部门发布《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》（下称“意见”）时，对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，时任最高法院刑一庭庭长周峰介绍了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，但他表示该问题还要深入研究探讨。